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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前，当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骨在北京诸古尖遗址出土时，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很少有人会想到，洞穴堆里有一只小老鼠。
在这个距今数十万年前的遗址里，除了古代人类骨骼外，学者们还发现了散落的老鼠骨头。但尽管是地上最古老的动物，这些微小的动物在当时却很少受到关注，一些学者认为老鼠已经存在了至少5500万年，而人类的历史还不到300万年。因此，小老鼠可以被称为“老”老鼠。
动物考古学家、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所所长袁静将30多年的考古生涯奉献给了这些不属于优先事项的动物。可以分辨出是1厘米长的老鼠骨架还是牛的前腿和后腿。
1995年，袁静在河南板村遗址进行动物考古时，拼凑出七头不同年龄的猪，共700至800块兽骨。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于伟超看到这七具骸骨，兴奋地对袁敬说道。“我们编织陶器已经有几十年了，但编织兽骨却是从你开始的！”
通过十二生肖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底蕴。
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题。动物考古学研究古代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这是关于研究古代人如何使用动物，这个过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人类活动如何影响动物本身。”元庆以谦卑的态度看待人与动物的关系。“动物离开人类后不会死亡，但人类离开它们就几乎无法移动。”
近日，他在新书《古代动物》中讲述了与十二生肖有关的有趣考古故事，让我们再次了解中华文明意想不到的一面。甚至在这封象征性的信之前，就有一个叫“猪”的人，“老鼠抓狗”的历史可能比“老鼠抓猫”的历史更长，而不是“多管闲事”。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第一个亲密关系始于狗，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驯养的动物。袁敬认为，养狗的行为丰富了古人对友谊的认识。“有了狗，人类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不再孤单。”
这是在骨头里找到的案。在朝鲜发现了大约一万年前驯化痕迹的狗骨。在距今8500多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十多块埋在墓葬附近的狗骨，显示了人与狗之间的特殊关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商代遗址中杀狗的腰坑，考古人员在挖掘墓葬时，第一次发现了人骨，清理人骨后发现那里有一个小坑。狗所在的腰部区域。有些狗的脖子上还挂着它。有铜铃。同时，骨骼检查的结果表明，狗的饮食结构的变化与古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饮食结构的变化完全一致。小米作为大约7000年前的农产品，表明了狗和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学会了如何饲养狗之后，古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猪。他们大约在9000年前就开始养猪。与牛、绵羊、山羊、马、鸡等被驯化并传入中国的动物相比，猪是在中国被驯化的。
袁敬称猪的驯化、繁育和饲养技术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与人口增长、社会复杂性发展、文明起源和进步有关。据他研究，在黄河流域史前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尤其清晰。可供狩猎的动物越来越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增加，可供活动的空间不断扩大，但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却减少，获取并不容易。古代人们发展了饲养牲畜的方法，以确保肉类的稳定供应。资源，”袁静解释道。
考古学家经常发现破碎的猪骨，这是古代人们折断骨头并吸出骨髓的证据。对于牛和马这两种对人类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动物来说，骨头中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动物考古学家发现骨头中有骨质增生。“过度使用家畜，其劳动强度超过生理负荷，往往会在这些动物的骨骼上留下骨质增生和其他病变的痕迹。”
牛和马分别在人类农业和军事中执行重要任务。古代就首次引入公牛饲养，导致生产效率显着提高。由于牛在农业社会中的地位很高，唐玄宗甚至下旨禁止随意宰杀牛。马匹在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古代动物》指出“用作坐骑的马通常有骨质增生、发育不对称、脊柱融合、脊柱水平裂隙等。有许多病理迹象……位置与人骑马的位置一致。”
每次吃带骨头的肉时，我都会习惯性地自己“这是什么动物，是什么骨头？”我经常思考这个题。
《骨头》的魅力就在于，即使是小小的骨头，也能了解动物从哪里来、吃什么、何时死亡等活着的瞬间。动物考古学家收集动物尸体后，对物种和部位进行鉴定、测量和统计，然后进行碳14测量、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测试。
在此之前，动物考古学首先要掌握动物的分类学和解剖学知识，并注重“古今比较”，即对出土的古代动物的骨骼与现存动物的骨骼进行研究和比较。国外一些学校的动物考古学课程的最后作业是提交鱼骨架。袁景还亲自将鸡蒸熟，把肉全部去掉，还得到了整块骨头。后来，他的一名学生在家制作皮革，并帮助他制作了多套牛羊骨架。
值得观察的不仅是完整的骨头，还有各种骨折的迹象。为此，他观察了狗如何吃骨头。“它一下子就咬到了骨头的关节，却咬不到脊椎骨。”袁景说道。动物的骨头在挖掘时可能会折断，因此最好有同一动物的对比标本。1930年代发掘鱼鱼遗址时，负责动物考古的地质学家刘东生到一家肉店买了骨头，带回来制作标本进行比较研究。袁静说，“我们目前正在建设一个动物考古实验室，建设得好不好的标准之一就是馆藏的活体动物骨骼标本是否多。”
到现在为止，每次吃带骨头的肉，袁景都会习惯性地看着“这是什么动物，是什么骨头？”他笑着说，这是动物考古学家的“通病”。几年前，他的一些学生出去吃饭，点了一份烤羊腿。当我吃的时候，除了味道不对之外，我发现了肩胛骨，发现那是一条前腿。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肩胛骨的关节特征是不正确的，猪的肩胛骨是椭圆形的，而羊的肩胛骨是圆形的。此外，与肩胛骨相连的肱骨和桡骨来自猪，而不是羊。几位动物考古学家打电话给酒店老板，告诉他这不是羊腿，而是猪的前腿。老板最初坚决否认这一点，但随后又用猪、羊的骨骼形态特征来证明他“确信”老板已经退款并免收账单。
动物的历史被修正，人们的故事也随之被确认或改变。
袁景并不认为收集尸骨有什么困难。之所以说于伟超是“拼凑兽骨第一人”，是因为在此之前，“是否采集兽骨、是否用科学方法采集兽骨”都是题。”袁敬说，“以前的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在发掘时，人工器物是重要的，其次是陶器碎片和石器。很少有人从事动物考古学，收集动物骨头的重要性很晚才被认识到。”。
20世纪30年代，隐喻考古学成为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开端，袁静称其为“伟大的开端”。但此后20年，由于战争等原因，中国的野外考古和动物考古基本停滞。20世纪50年代，两位古生物学家对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报告，重新启动了动物考古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才开始聘请专门的动物考古研究人员。
1989年，袁静赴日本留学。他的导师加藤新平教授第一次见到他，就为他规划了三条路一是继续研究中国新石器考古，但“我不懂，所以不能教书”；二是学习。日本考古学，“但是我回去怎么用？”，第三是学动物考古学，“这是最前沿的，所以我可以回到祖国，有所作为。”袁景当即表示，他会选择第三种方法。
当时中国考古学的主流研究是“系统建构”。“比如，一万年前的北京面积是什么样子？但重要的不是社会是什么样子，而是陶器、石器、墓葬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构建文化谱系。”中国很多学者都这么做了，所以当袁静听说日本有动物考古学的时候，他立刻兴奋起来。
读了四年，在写博士论文之前，袁静在想“我回国后该怎么办？”我应该在哪里做？我心里想“我该怎么办？”没有现成的案。1993年，完成学业的袁晶回国，来到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第一次检验自己的才华”。考古队从北京驱车四个小时，将他带到了半地下室式的房子里，房子的塑料布被揭掉，露出了一堆动物骨头。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难忘的时刻，因为他立即认出了骨头是动物的哪一部分。“突然间，我获得了信心。我知道如何反应，因为我知道该做什么。我已经学会了要寻找什么迹象以及要衡量什么措施。我所要做的就是练习。”“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的考古遗址进行研究。”
在随后的考古研究中，袁敬纠正了人们普遍认为家鸡起源于距今约8000年前的中国河北省武安磁山遗址的误解，并得出结论认为之前的骨骼鉴定是有题的。它被认为是中国的土鸡，最早发现于3300年前的河南省安阳市隐喻遗址。当他在法国提出这个题时，有人说“你回去了，有些人会不高兴。你推翻了中国是第一的观念”，他回应说，“科学就是科学”。在袁敬看来，考古就是“他有无数的考古发现和系统的资料来支持他的研究。
随着动物历史的修订，人类的故事也会相应地得到证实或改变。以周代养马起家的秦朝祖先的起源在历史界引发争议，有两种学派认为秦人来自东方和来自西方。”和“晋人从西方来”。后来动物考古学家发现商人有随葬狗的习俗，商朝灭亡后，一些幸存者被周人西迁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他们继续带着狗随葬。埋葬的习俗就出现了。区域。由于丧葬习俗难以改变，所以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的商人被推定为金朝的祖先，这与《战国竹书》中提到的金朝人来自何处的记载相互印证。东部。清华大学藏”。
利用考古发现重建史前史需要一定的想象力。这是比较困难的部分，现代思维与原始思维有很大不同，“几千年没有文字所造成的思想传承的中断，是无法轻易重建的”。
袁敬在法国学者所著的《原始思想》中提到了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细节原始部落的人们用手脚数数，所以对20以上的数字没有概念，但他们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羊群。使用心理图像来计算数字。“这些知识是口头传播的，而不是写下来的。因此，考古学中的中层理论借鉴了大量的民族志调查来理解考古现象。”
尽管这并不容易，但讲述中国人和动物的故事的努力是值得的。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总编辑杜嘎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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